书法，是中华文化中最悠久、最玄奥、最深邃的那一部分，许多时候，要理解这门艺术，除专业的知识与技法外，还需要诸多书法以外元素的辅助，如文化、思想、观念，甚至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状况，因为书法的本质或秘密往往隐藏于这些东西中。
　　秦国仁便是这样一位常常站在书法以外的角度看待并理解书法的艺术实践者。
　　“在学习古人书法时，因我们没有对其生活、思想及历史条件的理解，只是对他们表现出来的简单符号，再照样描葫，很少能有字外临字的精神境界认识。”（秦国仁《观河听海声》）正因有此认识，从事书法实践许多年的秦国仁，一直有种紧迫感：由于我们不断地在“传统上打磨抛光……相当一部分书家在深追古人的路上迷失了自我的本性，包括改变了自己的性格，把自己拴在古人的身上”。于是他在实践的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不去忠实地效仿前人的一招一式、一家一法，而是将这些元素拿来，为我所用。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不在“成千上万的上古书法的碑帖中蜂拥地去赶潮”。
　　纵观秦国仁的书法作品，大致可分三种类型：行书、行楷、碑意样式。
　　行书。这是当今书法实践者最喜爱的一种书体。究其原由，不外乎三种。首先，创作时轻松自由，不必像创作篆书、隶书或楷书那样正经八百，即使情绪产生波动或受到外界干扰也能完成。其次，无论用笔还是结构，它是各种书体中最易书写的一种，尽管历史上某些书法家创制出了一些异于常态的笔法和结构，但总体而言，其最易上手。第三，观者最易接受。此与前两种原因紧密相关，即用笔与结字的通俗、书写时的自由轻松，极易将观者引入一个宽松愉悦的状态或境界中。现今人们生活面临超高压力，而行书的所具有的随意轻松正可以缓解此种压力。所以，当下行书大行其道合乎情理。
　　秦国仁将“二王” （王羲之、王献之）生活的那个年代前后的几种最具代表性的书法风格或形式加以综合，形成了自己的面目。今天，你若在他的行书中看到一种犀利的笔锋、错落的造型、摆动的章法，那便是他融合了汉魏晋唐时期的不甚规范、明显带有民间意味的简牍、写经、魏碑等元素的结果。这种综合，一方面使得秦国仁的书法赢得了“自我”，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艺术“新创”的某种方式与效果，特别是由之带来的视觉张力。
　　行楷。如果说在秦国仁的行书中，以古代文人士夫创造主体的经典书风的痕迹相对不易见到的话，那么在他的行楷中，它便明显起来。面对这样的作品，我们首先想到的便是颜体。一千余年前由中唐的那种刚烈文人大臣——颜真卿创立的楷书，早就不再仅仅是一种书法样式或风格，它已是一种精神或人格风范的象征。秦国仁大约受到此种风范的感染（或感动），所以他平日的笔墨实践尽管不屑于在古人的身后亦步亦趋，但对于由颜真卿创立的某些用笔、结字法则，他更多的是认同。于是，我们在他的笔下，看到的不再是那么方折杀伐、左冲右突，而是圆融饱满、端庄匀整。从技法上讲，这是作者将用笔的侧锋转为中锋、结构的俯仰错落转为平正匀称的结果。当然，作者的那份情绪还在，只不过更多地隐藏于笔底而不是露于表面。
　　魏碑，或说融合了北碑意味的自由书体。这大约是最具秦国仁“个性”特色的书法样式。当他在创作此种样式时，最富情绪，最为自由。可以说，秦国仁平时对艺术与创新的理解，对书法这门古老艺术的把握、对它的挚爱，都倾注在了其中。所以，在他作品中，此类样式最为普遍。
　　魏碑，是产生在距今约1500年前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地区的特殊书体，与当时流传于南方上层贵族阶层间的那种典雅、和畅的书体最大的不同，是其有相当量的“作品”形式简陋、制作粗率、书风刚狠、结构异常。在当时虽是非刻意的“创作”，只因物质和文化条件所限而形成，但因其质朴的造型、自由的民间情趣以及笔意间那份原始的张力，打动了数不胜数的文化人和艺术家，即使是清代的那些原本只钟情于书斋、倘佯于书本的文人雅士乃至老学究也不例外。对于一些现代人而言，其更是一部部关于“个性”与“创造”的“教科书”。
　　一如秦国仁其他风格的书法，在碑意样式的作品中，我们仍然看不到明显的取法或效仿对象——无论墓志或造像，我们都无法寻见他的笔底的“异想天开”是从哪一块（具体的）断碑残碣获得的启发，但上下打量，又的的确确走的是“碑学”一路：用笔硬直、刚狠，并不时流露隶意；结构聚散反差明显，注重变形夸张……秦国仁还不止于此，除了魏碑，他又将诸如《好大王碑》、《广武将军碑》等等魏晋时书风拙朴的碑版或摩崖石刻的一些性格元素融入其中。以对比、反差、失衡等等手段来强化作品的效果，以期达到出人意料之目的。
　　现代美学（如俄国的人的形式主义美学），曾有一个“陌生化”原则，意即艺术家应该善于利用现存的或新创的手段，为作品制造一种新奇的形式效果，从而使“创作”不再是“轻车熟路”，“作品”也不再是“似曾相识”，一切被“陌生化”了，它对观者产生出一种“新异”刺激，一种新的审美欲望或冲动便由此被激发出来。正是由于此种原因，那些看去并不通俗，甚至较为怪异的艺术形式或样式，有不少时候，比起通俗的形态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任何的阐释与实际的创作相比，多少有些苍白。比如秦国仁，他的作品在许多地方之所以让我们感到有着某种无法言说的困难，是因为他较少地关注并遵循既有的（由前人传承下来的）程式、法则或规定，更多的是他自己（个人）的理解。他的整个书法世界，便是在此种理解驱使下的产物。所以，我们在他的作品中较少地看到“传统”及其对运笔、结字中的规定性，更多的是他个人性的对线条与空间的奇思异想。无疑，他是在用一种笔墨的手段，拆解着那个固有的、精致的、稳固得无可想象的书法大厦；与此同时，他又在努力新构一个世界，它有些异样，有些粗率，有些失衡，有些动荡，但这一切却是他长久以来苦苦追寻的。
　　秦国仁，内蒙古人氏，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却让他废寝忘食、殚精竭力。书法的墨线虽是从他的笔底写出，但它们却萦绕在他的心头。为了更好地抒写心中的这份珍爱与虔诚，他不仅向古代的碑帖、向逝世千百年的先人学习，还踏遍神州，寻访名师，聆听教诲。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潜心实践中，他渐渐地心手相应，心绪源源不断地从毫端流淌而出。不求精致、不求华美，只凭一份拙朴、一份真率，便将一个北方汉子豪情与挚爱挥洒而就。或许，他还有遗憾，还有曲折，还有种种言不达意的困惑，但书法是他显现自我，表达自己对人生、社会、自然看法的最为理想的手段和工具。他因此而忧、因此而乐，他的生命也因此而充实、而丰富、而强健……
　　　　　　　　　　　　　　　　　　　　　　　　　马啸于中国国家画院